第一，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是走向碳中和的终极解决方案。走向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生产与生活活动的空间布局。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权利不可剥夺，而这种美好生活是建立在对能源和物质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上的。比尔·盖茨从最终消费端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分类，也就是从人类需求分类，工业化生产物质产品（making things）排放占31%，土地上种养植（growing things）排放占19%，出行（getting around）占16%，家里取暖空调(heating and cooling)占7%，还有发电（plugging in）占27%。碳排放的大部分来自支撑我们现代生活必须需要的能源消费，这些能源目前主要是化石能源。要走向零碳、低碳，要从化石能源支撑向依靠非化石能源的系统性变革，必须是靠科技突破和创新。

　　第二，支撑走向碳中和的变革，需要多方面技术突破、需要技术体系的整体转型。我们可以把碳中和、零碳时代的技术分为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其中负碳技术就包括CCS、NBS、空气捕捉二氧化碳技术、地球工程等等。IEA有一个清洁能源技术指南，是按照需求侧、供给侧、处理二氧化碳的基础设施做了分类学一样，列举了400多项低碳减碳技术，并对每个技术成熟度给予了打分。

　　走向低碳和零碳涉及到各行各业多种形式创新，这些创新在产品层面技术高度集成的。所以各类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使用，还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光伏发电、电动车发展虽然依靠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需要产业上下游支撑，需要生产和应用的结合。但最终产品都集合了多种技术。另外，生物技术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今后有很多依靠化石资源生产材料，可以靠生物基材料生产，目前中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有创新突破的端倪。这主要是从能源碳排放角度，还涉及到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技术，以及其它非能源领域的很多技术。

　　第三，从技术进步机制看，绿色技术发展应该是定向的技术进步（directed technological change）。要走向碳中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应该是朝着尽量避免使用产生碳排放的资源要素，这时候技术进步不再是中性，而具有强烈的要素偏好。这类创新也被称为诱致性技术创新，可以是要素禀赋诱导的，也可以是需求引导的。风能、光伏领域的技术进步，就是典型的定向技术变迁。我们国家在煤制油煤制气领域的技术全球领先，是因为这类技术开发可以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确保非常时期的能源安全。在碳中和时代，这类技术不再具有普遍的竞争力。

　　第四，低碳技术创新是使命导向型或任务导向型创新（mission oriented innovation）。这种创新，就是确立一个明确的任务目标，然后围绕次目标以及分解后的各项小目标组织研究开发和技术集成，最后通过一系列技术进步和创新，完成既定任务。面向碳中和的绿色技术创新，要以这种使命导向的模式组织研发和生产，但创新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我们需要根据“零碳城市”、“电动汽车”等任务，组织研究开发，可能涉及从最基本的材料突破到系统集成等各个环节，有大量的技术难题需要解决，组合各种各样的技术，以这种任务导向、集成创新的方式找到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办法。

　　第五，要实现从依靠传统化石的技术体系、生产体系、消费体系，向以可再生能源、未传统能源体系为主的系统变革。这是一个系统转换、路径转换，要摆脱有巨大惯性的路径依赖，必须要有巨大的外力推动，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大推动”，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协调。支撑我们现代生活的化石能源，仅油气领域就是每年5万亿美元的市场，从基础设施到消费方式都依赖传统化石能源，一夜之间要实现向零碳能源转换是不太可能，要有渐进过程。这过程中就需要有大的推动，因为这种很强的技术依赖必须依靠外力打破它。

　　第六，要实现低碳创新，需要依靠国家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国家创新体系包含从知识生产、传播到应用的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也必须遵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规律。消费者的选择靠价格引导，靠道德很难使所有人都向一个方向努力。这就需要我们有正确的价格信号把绿色产品以适当的性价比推销给消费者，企业受盈利前景影响愿意投资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研发等。我们讨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套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某一项具体绿色创新任务或低碳发展目标如何实现。比如说是储能技术的补贴要求达到什么指标，以激励企业的集成创新；如何持续投入基础研究以在上游创造知识，支持产业技术进步。我国在风能、光伏等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第七，我国面向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创新有了坚实的基础。过去十年，我国风能、光伏、动力电池在产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技术上有坚实基础。我们通过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功，这背后有很多因素，产业基础、国内国外需求、政府产业政策、政府协调能力等。我们走向碳达峰、碳中和，有较好的基础，更学会了如何面向全球市场、面向低碳发展任务组织创新。

　　第八，我们的最大优势是有系统性技术创新的能力。一些重大的、复杂的系统技术，从研究开发到广泛应用，需要多层次、多环节的协调。如特高压输电系统的发展，需要有技术上的突破，在应用时要有合适的电源配置和负荷分配，建设铁塔和架设线路需要土地征用等，这都需要协调和统筹。另外，电动车的广泛应用，除了需要“三电”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创新，以生产出性价比较好的汽车，还需要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展现了有效的统筹协调能力，同时也显现了巨大的投资能力。

　　第九，从“十四五”期间绿色技术创新需求看，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还要抓紧部署前沿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减污降碳的技术，建立完善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服务平台等等。

　　第十，绿色低碳领域的科技发展和创新，面临比较复杂的全球竞合局面。一方面，不论是光伏还是电动车，每个产业都是高度竞争的，各国政府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和产业有竞争力，要求保护技术发明和知识产权。各个国家都会充分利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来支持本国绿色产业发展。这种竞争是合理和健康的。另一方面，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希望这些绿色低碳技术能迅速扩散和广泛应用，支持人类社会有效应对气候变暖的威胁。我们应该有一种有效机制，激励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多投入，产生更多的基础性知识，并产生更多的知识外溢。

　　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我们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但我们有比较强的产业基础、技术能力，通过创新实现绿色发展。在绿色领域的创新中，我们会看到中国企业、中国产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对全球绿色发展作出较大贡献。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 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