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一直都是人类健康最大的威胁。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医学家不懈的努力，人类在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方面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传染病的危害在许多国家已让位于心脑血管、肿瘤这些慢性疾病。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就在一份题为《防治慢性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投资》的报告中指出,全球慢性病已经成为人类的主要杀手,并预测慢性病将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大问题。

天士力控股集团品牌规划/传播执行总监关键认为，人类之所以最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或是治愈传染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医疗模式的问题。

“西方医学体系是以解剖生理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基础，以医学统计学为方法，从足够数量的人体或疾病现象中发现不同个体中的具有大多数意义上的共同性，并对此加以归纳、总结，找到其中的一致性和必然性要素，然后依此研究出具有标准性的、一致性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基于人体及其疾病的普遍性和诊疗的普适性，相对忽略了其个体性。

在这样的西方医学体系基础上衍生的标准医疗模式对于像传染病那种从致病因素到传播途径；从发病机理再到临床反应，从预防措施到治疗方案每名患者都基本相同，并不会因个体的差异而有太多不同的疾病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他解释说。

“但是，自然界中的生物现象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普遍性中存在着差异性。”他指出，即在相同条件下同类个体之间在某一方面发展的不一致性。例如，同地区、同性别、同年龄的健康人，他们的身长、体重、血压、脉搏、体温、红细胞、白细胞等数值都会有所不同。中医学认为，人们对七情六淫感受相同，但受感之人却各不相同。或精气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贫富，心境有忧欢，天时有寒暖，故而受病有深浅，御疾能力有大小。因此，不同人的体质也具有普遍的差异性。

他解释说，所谓体质是人类个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方面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个体体质的不同，表现为在生理状态下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适应上的某些差异性，以及发病过程中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疾病发展的倾向性。

“因此，曾经的传统医学在对机体及其疾病的认识，以及在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都非常强调个体的差异。古希腊医学体系就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所以它关注的是患者而不是疾病。中医的体质学就是以生命个体的人作为出发点，旨在研究不同体质构成特点、演变规律、影响因素、分类标准，从而应用于指导疾病的预防、诊治、康复与养生，由此而衍生出以人施治，因证施治的精准医疗模式。这一点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人类健康至关重要。”他认为。

他分析说，慢性病不像传染病那样，每名患者无论是从致病因素到传播途径；从发病机理再到临床反应都基本相同。所有的慢性疾病从遗传基因到生活方式，从环境外邪到内心情志……都没有明确的单一原因，通常都有多种发病原因。在这些致病因素中，既有外部不良因素的部分也有自身体质因素的部分，这其中，后者的因素至关重要，不容忽视。因此，其症状也会表现得相对复杂，即相同的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进而无论是从预防措施到治疗方法也就无法可以按照一个像治疗传染病那样的标准医疗模式进行了。也就是说，当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已经从传染性疾病转向慢性病，其医疗模式也必将由以标准医疗为主的医疗体系要向标准医疗+精准医疗双重模式下的医疗体系转变。

他指出，以“病”为导向的标准医疗模式与以“人”为导向的精准医疗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疾病的治疗是单纯的因证施治还是因人施治。后者是在“病”的基础上再加上“人”的因素。因为，每个人即使在“病”这个维度上表现相同，但在“人”这个维度上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体质”。而“人”的因素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疾病诊治的方法与结果。

正如中医学所指出的那样：“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因病同而人异也。如果—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结果则迥然不同，甚至利害相反。”

他举例分析说，以被西医诊断为营养性贫血的患者为例，从中医以“人”为导向的精准医疗模式上看，如果营养摄入正常，其贫血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脾的运化失调而导致营养转化出现了障碍，这是“因证”。但如果再加上“因人”的维度的话，那么有一部分人的“病根”并不是在脾，而是在肝气太盛而抑制了脾的功能，因此治疗的重点不在脾而在肝。

再以感冒为例，一般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又常表现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两种不同的证。只有辨别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才能确定选用辛温解表还是辛凉解表方法，给予恰当有效的治疗，如果采用一般性的感冒常规用药则效果就会欠佳。

“慢性病一般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从亚健康状态开始的。”他指出，在真正出现病理指标的器质性疾病之前，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亚健康状态。比如说，当因为精神不悦、压力过大、暴饮暴食、吸烟饮酒等个人因素而出现胃脘饱胀、食欲不振的问题时，若到西医医院去检查，并没有查出有消化系统有器质性的改变。但是，如不及时进行调整和干预时，长此以往就会演变成类似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这样的所谓慢性病。如此说来，针对亚健康的防治是抑制慢性病发生的重要关卡。

《黄帝内经》中有“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这样的论述。他理解为，人的健康可分为四个维度或是四个阶段，首先是健康阶段，即养生的阶段。通过养生来延长健康的状态和时间；第二是亚健康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保健的阶段，即针对某个有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或疾病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第三个是疾病阶段，这个阶段是诊治的阶段，即通过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来为患者祛除病患；第四个是康复阶段，即因疾病的罹患和治疗，都会无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功能上出现损害，通过康复的手段将损害降至最低，将功能恢复到最大。而中医药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愈后防复”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医药的作用可以贯穿上述整个过程，特别是在养生和保健这个“未病”阶段，中医药的作用更为显著。

“面对全球慢性病死亡率高发的现状迫切需要一种以预防为主，花费低、效果更好的医疗体系来助力，而中医药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他提出，首先，中医是以治未病为主。中医药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应用体系上都已经非常成熟，具备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临床经验。其二在治疗手段上，中医的治疗手段非常多样，涵盖物理疗法、情志疗法、药物疗法等多种方法，不会因破坏疗法或替代疗法而对人体形成重复伤害或导致人体机能出现废用性萎缩、退化。其三，直至“治标”，在很多情况下可减少患者终身服药的几率。比如西医治失眠是通过药物“催眠”，但当药效散去以后，依然还需通过再次服药来解决。而中医则是根据造成失眠的内在机理，如阴阳失交，阳不入阴等机理，进行调治，最终使患者从失眠状态调整为不失眠状态。

“因此，未来在守护人类健康的战队中，以辩证施治、因人施治为精准医疗模式的中医药体系必将承担起更多的重任。”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