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特征大体相似，即在某个时间点向就业人口征税，然后将所得税收向贫困、需要医疗和就业保障的人口进行补贴，是在同一时间点的一种财政转移。这种福利制度是普惠性的，也就是说，它不太具有甄别性。不管是什么理由导致的贫困、失业或疾病，符合标准的人口都将得到补贴。尽管它看起来公平，对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有一定帮助，但副作用也很大。

　　一方面，在奖勤罚懒方面作用不足。只要符合标准即可享受补贴。这样容易使人产生惰性，使得国家的生产力和整体劳动积极性下降，从而抑制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福利制度将暴露出更严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让需要福利照顾的弱势、病患等人口规模快速膨胀。多数国家又面临生育率低的问题，导致年轻的活跃的就业人口萎缩。为了维持跟原来相同的福利水平，就必须向活跃的就业人口征更多的税。高税收存在的弊端是，它将导致生产力的积极性下降、企业成本增高，从而使国家经济发展延缓，最终使得国家整体收入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不管在增加劳动力、促进生产力方面，还是减少税收方面，西方国家高福利制度都是不可持续的。

　　新加坡的人口和经济体量都较小，因而面临更大的经济发展压力。靠招商引资、吸引外国资本，以及鼓励本国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提供劳动者就业的现实需求，也决定了新加坡不可采取西方国家福利制度，而必须选择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福利制度。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主要从促进生产积极性的角度进行设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及减轻企业负担，将全民就业作为整个福利制度的起点。也就是说，与其让缺乏劳动技能人口、贫困人口伸手要福利，不如帮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医疗制度保障。同时，以雇主和个人缴交为主的公积金制度也辅助于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统计数据显示，除了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新加坡失业率曾攀升到4%左右外，在过去二三十年基本保持在2%，可以说实现了全民就业。因为国民就业不成问题，基本可保证工资收入，不需要过分依靠政府福利，所以政府也不必对个人和企业征收重税，使得整个生产和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良性循环。

　　总之，采取怎样的福利制度应视不同国情、经济发展阶段来定，同时它应该和国家整体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要达成的目标挂钩。西方的普惠性福利制度，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都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其财政负担普遍过重、对生产力及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则日益明显。因此，不应盲目追求西方福利制度。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本报驻泰国记者林芮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12日 17 版）